好多年,我一直没有见过你,一次去北京开会,会议名单上有你的名字,而你没到会,但我有一种预感,总有一天我会见到你。几年后,在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,我见到了你。从前我甚至不知道你的模样。那天,我在餐厅一边吃饭,一边和朋友闲聊,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,声音轻轻的,但很浑厚,回过头,我看见了你,我一眼就知道那是你了――因为轮椅。
 T.S,我不知道你第一次面对神经外科医生的心情。我经历过很多次神经外科检查,从小就习惯了身边围满医生,看他们翻弄病历夹,听他们低声讨论我的病情。我没有恐慌惧怕。我一开始就没有害怕,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得脊髓病对我意味着什么……我的身体从系第二颗纽扣的地方就没有知觉了,永远也没有了,留下的只有想象,有时我猜,想象或许比真实更美丽,假如真是这样,我宁愿在想象中生活。

 T.S,你患病时19岁,我想那比我童年时患病要痛苦得多。19岁已有丰富的思想,面对的现实更加残酷,学会适应残疾后的生活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。而我患病时还不懂得痛苦,更不懂得什么是残疾。只以为如同患了百日咳,猩红热。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得过这样的病,住进医院,打针吃药,出院时又是活蹦乱跳的了。直到几年后,在一个寒冷的冬天,我妈妈背我走出了北京中苏友谊医院的大门,那一次我偷偷地哭了,我知道我的病再也治不好了,一路上我不停地用冻红的手背擦着泪水,我不敢抽泣,我怕妈妈听见我哭,我知道她比我更难过……一片灰蒙蒙的天空,那是我21岁的天空,我做了最后一次脊椎手术,在病房里平躺了一个月之后,人们用担架抬着我出了医院的大门,空中飘飞着凌乱的雪花,眼前一片灰暗的迷茫,我觉得自己正像深深的海沟沉落……我只记得那是我记得的最艰难的一个冬天,我心灰意冷地躺了很久,终于有一天能够坐起来,忍着手术后的创痛,重新开始料理自己的生活,开始学习德语,日子枯燥又单调,心灵却渐渐像蓝色的湖一般宁静了。

 不久前,我又一次见到了你。你看起来有点虚弱,穿着厚厚的毛衣,你仍旧露出诚挚的笑容,我能深切地感到你的坚毅。你告诉我你的双肾功能都不好,几天就要做一次透析。你卷起毛衣的袖子,让我看你扎满粗大针眼儿的胳膊,几根血管因为反复使用已经被扎坏了,错乱的盘虬着,有的地方还突起青色的硬结。我难过极了,T.S,你一定很疼,我问你是否有换肾的可能,我说我们那座城市有医院做这种手术效果很好。可你轻轻摇摇头,你说你换肾已经很难了……我感动,你诉说这一切却是那样平静,仿佛病痛已是很久远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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